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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论背景
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，社会急剧转型，形成了巨大的收入差距、区域不平衡、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二元结构，在城市中存在以户籍身份差别为基础，在就业、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上有明显差异的人群分化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，而且社会矛盾总的呈上升趋势，也就是说，无论是其数量还是影响力，都在不断提升。从数量上看，2010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10999万件次，达到了历史新高。全国信访数量也一直持续高位运行，12年来，信访数量年均增长10%。刑事案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。特别是群体性事件，这几年一直在增加，稍微算一下，平均每天有240多件群体性事件。
多数人有一个判断认为现在我国是一个矛盾突发期，矛盾凸显期、频发期，社会矛盾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。造成社会矛盾的原因很多，也很复杂，有经济的、有社会的、也有管理的，也有民众本身的。但其中引发社会矛盾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公权力的行使的不规范，才导致了社会矛盾频发。
相关政策
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1年6月30日表决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。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。这部与行政许可法、行政处罚法并称为行政程序立法"三部曲"的法律。行政强制措施涉及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，应从程序上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，从而进一步严格规范行政强制权。
示范例文
规范公权力，共识达成正当时
今年是中国推进惩防腐败体系建设"五年规划"的收官之年，同时又逢换届之年，党风廉政建设成为各省党代会报告的重点内容。在制度反腐方面，多地将侧重点放在规范公权力的运行。
抓住权力结构和运行这个关键，全力推动权力结构科学化配置、权力运行规范化监督和廉政风险信息化防控三个体系建设，形成以积极防范为核心、以强化管理为手段的科学防控机制。
对于公权力的限制实际上反映了现实的需求。限制公权力，有效行使公权力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是社会各方面对公权力监督的需求。
孟德斯鸠说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，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。一旦公共权力部门化、政府部门利益化、部门利益法制化，一切有权力的群体都会滥用权力，想方设法为自己谋取福利。于是，有了"三公消费"问题的难以解决，有了政府办公楼的越加豪华，有了"萝卜招聘"现象的纷纷涌现，有了"越发达，水月黑"这类环保悲剧……不得不说，权力运行的不规范，不仅使得贪污腐败愈演愈烈，也是各类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。
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说，人类千万年的历史，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，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，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，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，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。对统治者的驯服，其实质便是规范公权力;而要想驯服权力，显然离不开刚性的制度和民众的监督。
要规范公权力，首先要依靠体制机制。一方面，要明确权力的边界，规范权力的行使;另一方面，要完善法律制度，促使公权力的法律范围内运行。同时，也要健全程序规则，规范决策执法行为，避免权力滥用。唯有让权力运行有法可依，让权力拥有者信仰法律，"规范公权力"才有实现的可能。
要规范公权力，更离不开公众的参与。学者孙立平曾说：拒绝社会介入，反腐将走向死路。传统的反腐败模式，不仅"腐败在向特权转化"，反腐败也一直在权力体制内流动。问题是：腐败并不只是政府单方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面临的问题，这就需要整合政府、市场、社会和公民等各方力量，协调一致共同反腐。换句话说，要规范公权力，必须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、批评权、选举权等各项权利。没有公众参与，"规范公权力"只会使空中楼阁。
"规范公权力"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，它需要实在体制机制变革，切切实实的公民参与。譬如官员财产公示等举措，便是规范公权力不能绕过的一环。现在，公权力需要规范，在党内已达成共识，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。共识达成之后，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行动，这将考验党和政府"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刮骨疗伤的勇气"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