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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，再到村卫生室的负责人，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村级卫生室，邹远锋用40年的坚守，履行着一个最基层卫生工作者的职责，也见证了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，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。
初中毕业，我当上了赤脚医生
我叫邹远锋，今年57岁，汉寿县株木山乡文步桥村人。在我8岁多的时候，因为顽皮，一条腿被牛踩伤，落下了终身残疾，走路不方便。
1974年，我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，当时的农村非常落后，生活也挺困难，缺医少药，初中生在农村算蛮有文化的了，所以我被村里派去参加公社卫生院的赤脚医生培训班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培训学习，我回到村里一边帮村民看病，一边干农活，从此开始了我的赤脚医生生涯。
在与患者接触时，看到好多村民有病无钱医、有病求医难，心里好难受，暗暗对自己说，一定要不断提升医疗水平，尽最大的努力解除病人痛苦。
培养赤脚医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举措，赤脚医生的职责是以预防疾病为主，因为当时农村"霍乱"、"天花"、"头癣"、"疟疾"、"麻疹"等传染性疾病非常多发。为了响应党的号召，我日以继夜地工作，都是送医送药上门，甚至手提开水瓶，走家串户，要看到村民把预防药物吃下才离开。我在结核病、流行病、地方病的防治上做出了一些成绩，对传染病、流行病及死亡人口的登记上报也及时准确，受到了上级肯定。尤其是儿童的计划免疫工作，做到了人、卡、证相符无误，无错种，不漏种，看到娃娃们健康长大，我感到非常欣慰。
我还记得那是1976年，正值壮年的生产队长张瑞琳因为感染鼠疫病倒了，半夜里突然发高烧。他家人发现后，跑来把我喊醒。我马上从床上爬起来，抓起出诊箱就往张瑞琳家赶。我对他的病情进行准确判断后送往乡卫生院，使他得到了有效治疗，也避免了传染。
1978年，我参加了汉寿县卫校的乡村医生提高班，脱产学习了1年。1982年，为了提高自身文化素质，我又参加了函授学习，花了4年的时间拿到医疗全科的函授中专文凭。
当时，我家里种了10亩田，白天要干农活、出诊，但我每天晚上坚持自学2个小时。这种半医半农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00年，因为父亲年事已高，不能下地干活，我在卫生室忙得实在抽不开身，家里才没有种地了。
步行出诊30年，贴钱贴力救人
文步桥村有近900人，村民居住得比较分散，离卫生室最远的有3公里多路，步行要半个小时。每天早晨6点多，我就来到卫生室，常常要忙到晚上9点多才下班。
1996年，第一任妻子见我一心扑在卫生室，常年累月管不了家里，也挣不了多少钱，就和我离婚了。从此，我一个人带着8岁和9岁的两个儿子生活，相当艰难。但是，一想到那些迫切需要我的农民患者，我就咬牙打起精神投入到工作中去。
我拖着残疾的身体，背着出诊箱，在文步桥村步行出诊了30多年。2008年，为了出诊更方便快捷，我买了一辆电动车，但因为腿脚不灵便，学车都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跤。
作为一名乡村医生，我一直把患者的疾苦放在第一位，并尽自己所能对家庭困难的患者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经济上的援助。
记得1985年5月的一天，村民文吉后的儿子高烧超过了40度，文家有6个孩子，条件很差，没有钱把孩子往医院送。我闻讯立即背着出诊箱赶到他家，给孩子打针，采取物理降温等措施，一番处理后，孩子的高烧退下了，我没有收一分钱。
1989年8月，村民曾昭众深夜突然腹痛得厉害，我打起手电筒，背起出诊箱往他家赶。一路上因救人心切，我不小心摔倒了，出诊箱也被甩到了一边。为了不耽误救人，我忍痛爬起来继续赶路，及时给他打针开药，也没有收钱。
村里的五保老人戴小妹，如今已经年近90岁。老人双目失明，一个人生活很孤苦，我经常上门看望她。2002年，老人风湿腿疼走不了路，我每天上门给她扎针灸，进行药物治疗，一个星期后老人的疼痛明显缓解。为老人看病，我这么多年从来不提钱，老人执意要给钱，我也不肯要。
我行医不以赚钱为目的，只适当收取成本费用，有人说我不会赚钱，我觉得自己服务的都是乡里乡亲，多收一分钱都会觉得心里不好受。现在，我在村卫生室每月有1000多元钱收入，国家每年还给我7000多元补助，钱虽然不多但我感到很满足，因为我的付出很有意义。
现在村里很多人都住上了楼房，而我们一家人至今还住在30多年前修的老木屋里。我的两个孩子都在外工作，大儿子已经结婚成家了，一家人的生活虽然不富裕，但充实，也踏实。
新农合进村，村民看病方便又省钱
村级卫生室是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末端，为了改善村卫生室的环境，我先后投资近2万元，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，改造了村卫生室的布局，尽量满足农民群众的需要。2007年，文步桥村卫生室成为省、市、县验收达标合格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村级卫生室。
现在，文步桥的村民在卫生室看病，可以直接享受新农合待遇。比如村民在卫生室输液治疗，每天需要35元钱，新农合门诊每天最高可以报销9元钱，村民自己就只需要出26元钱。
乡亲们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村，比如73岁的文吉后因为砍柴伤了手，伤口有1厘米深，流了很多血。我给他缝针上药，开了消炎的药，他每隔一天换药一次，一个星期的花费还不到100元钱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就医很方便，几分钟就从家里走到卫生室，不用乘车，也不耽误农活。
2000年以后，我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，除了疾病防治，一半的精力从传染病防治转移到卫生保健上。现在，卫生室对于村里的65岁以上老人的健康体检状况、儿童计划免疫、孕妇保健等都建立了详细的台账。
几十年在农村从事预防保健医疗工作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后代，我生命的根已经深深地植入这片生我养我的热土中。为农民患者服务，虽苦尤甜，任重道远，农村预防保健、医疗卫生等事业，还需要我们付出不懈的努力。
来源：常德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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